邓亦林、严姗红：毛泽东关于纠正和改进会风的思想方法

开会是我们党用来作决策、定政策的重要环节和工作方式。为了达到作出正确决策、制定有效政策以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目的，就要有良好的会风。会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精神面貌，也能体现出一个集体的综合素质和团结性、凝聚力。

良好的会风能够集中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最大限度达成共识，增强参会人员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方针政策的出台；会风不好，不仅耽误时间、浪费资源，还会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形象。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纠正和改进会风问题。他不仅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会风进行严肃批评，并就如何纠正这些不良会风、不断改进会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方法。

一、对各种形式的不良会风的批评和纠正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体现党的根本宗旨的优良作风，同时，也一以贯之地同背离党的性质宗旨、脱离人民群众的不良作风作坚决斗争。其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作风，对党的影响和危害很大。这些不良作风，不仅隐藏在日常工作中，还会蔓延到日常开会中。

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纠正和改进会风问题。对于党内存在的诸如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会风、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会风、散漫的自由主义会风等不良会风，他都会及时指出并予以批评和纠正。

（一）反对形式主义的会风

形式主义，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大敌。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主义体现在开会上，就是重会议形式、轻会议主题，重会议程序、轻会议效果，内容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等不良会风。

毛泽东认为，任由形式主义滋长蔓延到开会中，必然会成为影响和破坏党的健康发展的一种痼疾，成为党的一大祸害。他特别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他认为，形式主义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因此，他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会风。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党内存在着“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党危害极大。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将形式主义会风同“党八股”联系起来，要求必须改正“党八股”式的形式主义会风。

1942年 2月，他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中说道：“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毛泽东进一步批评道：“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在主持召开一次座谈会时指出：“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在毛泽东看来，会议程序走过场，开会报告格式化，甚至开会不是服从于内容，而是流于形式，重“会”不重“议”，势必偏离会议中心，严重影响会议效率，使会议的效果大打折扣。

毛泽东还特别反对开会只会念稿子的现象，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会风的另一种体现。他甚至明确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1956年 2月，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照着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念了一段，毛泽东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毛泽东从最基本的指示到发展战略，都一一进行细致提问，他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使康世恩深受教育。

（二）反对官僚主义的会风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等行为，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官僚主义体现在会风上，就是独断专行、官气十足，会议走过场，喜欢摆架子、摆资格，自以为是，强迫命令，漠视群众、脱离群众。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毛泽东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开会方式。1957年 9月 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按照安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第一排，省委领导坐第二排。毛泽东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他之所以反对“三堂会审”式的会议，就是要拉近距离，减少上下级的感觉，以期与会者能够平等交流、坦诚沟通。

1960年 3月 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要求全党必须克服“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等“五多五少”的现象。

（三）反对自由主义的会风

自由主义是一种自由散漫、不坚持原则、无组织无纪律、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和价值追求相背离，严重破坏党的

组织性和纪律性。

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必须把这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在教育中、检查中去掉，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在开会中过分讲民主、不讲集中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消极的开会态度，讨论决议先私后公、以私废公的极端利己主义，等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会风的体现。

土地革命时期，在开展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红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对关于建军原则等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为此，红四军连续召开前委会议和七大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受到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到 1929年 9月，红四军八大召开时，会议仍然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

时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在回忆红四军开会的情况时指出，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

对此，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时，专门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部分，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一部分党员特殊化等影响到开会乃至党的决议出台的不良作风进行了剖析，严肃批评了自由主义等不良作风，并号召大家对这些不良作风加以彻底肃清。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带领全国人民抗日的重任。随着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党员成分更加复杂，大量发展的新党员来自农民、手工业者及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自由散漫、自私自利等思想观念和不良作风侵蚀着党的肌体，涣散着党的组织。

1937年 9月，为了使我们党能够有效地领导和推进伟大的抗日战争，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组织纪律散漫现象，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他对一些党员开会时表现出的自由主义的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他强调：“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他还号召“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

二、纠正不良会风、不断改进会风的方式方法

不良会风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党的工作，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关系，破坏党的形象，对党的事业的推进造成严重影响。纠正不良会风的过程，亦即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直面顽瘴痼疾、树立优良会风的过程。毛泽东在工作中系统总结了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会风，深刻剖析了不良会风的实质与危害。他从制度上、组织上和方法上提出了一些关于纠正不良会风、不断改进会风的具体做法。

（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用制度规范开会

早在 1929年 12月，毛泽东在其负责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提出了如何纠正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等党内不良作风的方式方法，其中就有涉及到有关规范会议制度的内容，为纠正和改进会风指明了正确方向。

例如，提倡“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从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又如，开会前，他要求，“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从而统一思想行动。再如，他要求任何干部不得有特权，“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通过对党的会议制度初步规范，开会时存在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得到了进一步纠正。

1948年 9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针对有些领导机关存在的“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强调从建立健全党委制度、会议制度等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他指出：“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

他还提到，每次会议时间不宜太长，次数也不可太频繁，也不能纠结于细小问题的讨论，要有大局观；在会议召开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要有个人商谈，要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作出会议决定。1949年 3月 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领导首先要想办法学习怎么开好会，“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开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有了问题“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开会要先明确目的和内容，“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要合理控制会议时间， “‘精兵简政’……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这些关于开会的建设性意见，对纠正和改进会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重视调查研究，倡导求实会风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提倡的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方法。毛泽东认为，不良会风的形成与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无关系。要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提高会议质量和议事决策水平，就必须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毛泽东十分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他指出，领导干部迈开双脚，到所负责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就会得到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再召集那些了解情况的人开个调查会，实事求是地分析困难问题的来源和现状，有助于问题的顺利解决。

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才能使工作向正确方向推进，才能摆正态度，提高认识，才能在开会中更加注重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形式主义、主观主义造成不良影响。他指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

他以身作则，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材料。在长期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出几点开调查会的方法：即“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趋近于正确；要深切明了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要看调查人的能力，视情况决定开调查会的人数；调查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要亲身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调查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提倡用正确的方法开调查会，为纠正不良会风、改进会风作出了榜样。

（三）充分发扬民主，善于正确集中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针对党内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十分重要，“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只有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结合起来，方能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 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开会的方法问题，就是“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这种开会的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毛泽东在许多会议场合，都是充分发扬民主，让与会者畅所欲言，然后再集中大家的意见，作出结论。他还倡导不论党内党外，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用生动活泼和畅所欲言的良好会风来推动和改进党的工作。

（四）注意总结经验，提高会议质量

毛泽东不仅在主持会议或参加会议过程中作出表率，以纠正不良会风，还注意总结经验，提出一些科学开会的具体方法，以不断改进会风，提高会议质量。

例如，在开会的会议规格方面，他指出，不同的会议规格承载着不同的会议功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规格。“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在会议准备方面，他指出，“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既要做好“安民告示”，也要事先准备好会议材料；“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在会议主题方面，他强调要聚焦中心、切合实际，每次会议“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

此外他还要求，会议语言要简明扼要、形象生动、贴近群众；会议时间注意每次会议时长，“不要开得太长”；会议频次不能太过频繁，“以免妨碍工作”；会议决议也不在于多寡，而在于管用，等等。

三、纠正不良会风、 不断改进会风取得的显著成效

毛泽东从思想、组织、制度、方法等方面就如何纠正不良会风、不断改进会风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形成了民主高效会风

会议是为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而服务的。毛泽东时刻注意并及时发现不良会风的苗头性倾向，坚持不懈地纠正不良会风，从而对于形成民主高效会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1941年 5月 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跳出当时“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的八股报告范式，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言简意赅，让与会者耳目一新，形成了良好的会议氛围。又如，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并未以照本宣科的方式去念书面印发的政治报告，而是另作口头政治报告，将书面报告择其要而述之。再如，在筹备党的八大时，为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提出，开会发言“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坚决反对“净讲一套歌功颂德”的做法。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的八大期间 68位代表作大会发言、45人作书面发言，通过了许多富于创造精神的新方针和新设想。

（二）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对党员干部而言，学风集中体现为对待理论的立场、态度和方法问题，关乎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认为，在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是纠正不良会风和错误倾向的良策。

例如，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不良学风进行了严肃批评。通过纠正不良会风、不断改进会风，全党能在良好的积极的会议氛围内去讨论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正是由于做到了这一点，延安整风运动成为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其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三）弘扬了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会风是作风的缩影，会风就是作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会风作坚决斗争，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党员干部做好调研工作，实事求是、力求实效，为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时，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创造性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又如，在遵义会议上，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再如，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积极倡导发言“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引导党的七大形成了浓厚的求真务实的良好会风。毛泽东力求革除会风之弊，倡导优良会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推动形成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极大地助推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关于纠正不良会风、不断改进会风的思想方法，是党领导和开展作风建设的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从毛泽东纠正不良会风、不断改进会风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方法中汲取智慧，进一步改进会风、转变作风，以更好地将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邓亦林，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姗红，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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